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以制度手段管控对于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的新污染物。

回望过去，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逐步从“雾霾”“黑臭”等感官指标治理，向隐藏在“天蓝水清”背后、具有更加长期性、隐蔽性危害的新污染物治理阶段发展。作为技术支撑，针对影响人们健康的环境毒理学研究，也经历了从起步到快速发展的变化。

对此，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中国毒理学会第一届监事会监事、山西大学环境医学与毒理学研究所所长孟紫强，带您了解相关研究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环境报：什么是环境毒物？研究重点是什么？

孟紫强：就人类健康来说，凡是存在于生态环境中的、在小剂量作用下即可对人体健康引起毒性作用的物质，即为环境毒物。

当前最常见的环境毒物是环境污染物，分为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污染物。其中，环境化学污染物更为普遍、常见且危害严重，一般简称为环境化学物或环境污染物。长期以来，现代环境毒物研究均以环境化学物的环境行为、健康危害以及治理技术为研究重点。

开展环境健康研究并不容易。以环境健康调查为例，这是一项非常辛苦而又复杂的研究。因为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很多，个体差异很大，影响人体对环境毒物反应的因素也很多，所以调查获得的数据难免有真有假、真伪难辨。这就要求研究者对于获得的数据认真分析、去伪存真，透过现象寻找本质，有些调查数据还需要通过环境毒理学研究验证，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环境报：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影响我们健康的环境毒物主要有哪些？呈现出哪些阶段性差异？

孟紫强：环境毒物的种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

上世纪80年代，作为化石能源的煤炭在国内被大量使用，出现大气环境的煤烟型污染，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二氧化硫成为危害居民健康的主要环境毒物。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石油能源应用的增多，其燃烧产生的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及其二次污染物（如臭氧等）进入大气环境，一些地区由原先的煤烟型污染转变为煤烟型+石油型污染的大气混合型污染。与此同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也逐渐被认识。

进入21世纪，除了纳米颗粒物、微塑料的环境污染被公众所关注之外，细颗粒物(PM2.5)对健康的影响也逐渐被重视。我记得，2002年，我们携PM2.5相关课题在国家基金委申请重点项目时，曾被评议会上的专家提问：“什么是细颗粒物？为什么叫PM2.5？”可见，当时连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对PM2.5术语也是陌生的。

后来，伴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新的环境毒物不断涌现。排放到环境中的新污染物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对生态环境或者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近年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孟紫强主编.环境毒物史.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2

中国环境报：新污染物和传统污染物，谁是当下的科研热点？

孟紫强：对于环境化学物质的研究，既要重视新兴有机污染物的研究，又要重视常见典型污染物的研究。

有一些环境污染物，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如重金属、颗粒物、含氯有机农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环境致癌物等。对于它们，我们的研究和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

我们对于常见的典型污染物的多年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对新兴有机污染物的研究和对于环境生物性污染物的探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组织科研力量、凝练研究方向，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环境报：您早年开展环境毒理学研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孟紫强：上世纪60年代至今，我的研究一直围绕着环境与健康展开，先后开展了地方病流行病学、放射医学与放射毒理学、环境医学和环境毒理学研究。

对我来说，早期环境毒理学研究的最大困难，是实验条件简陋和研究经费不足。

1986年，我进入山西大学。当时环保系刚成立，科研条件很有限，我们实验室只有普通恒温箱、干燥箱、低速离心机各一台，冰箱还要从其他实验室借用。

受制于此，我们的研究课题不能完全由个人学术兴趣和专长来决定，而只能选择条件允许的项目进行。我也不得不放弃分子生物学方法，改用细胞遗传学方法和普通微生物学方法进行实验课教学和科研。

那个时期，在环境科学领域，环境健康研究还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我们只是感觉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才一直坚持了下来。

中国环境报：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

孟紫强：后来，情况逐渐改观。国家基金委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额度快速增加，大学学科建设经费也逐年增加，实验室条件大为改善。

社会和学校对环境健康科研越来越重视，带来一系列质量提升。1995年，山西大学生物毒理学研究室成立，成为我国普通高等院校第一个以研究环境毒理学、生态毒理学为核心的研究室；1999年，山西大学环境医学与毒理学研究所成立，成为我国环境类专业首个环境健康研究机构；2002年，我国首个以环境毒理学研究为主攻领域的山西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也宣告成立。

进入21世纪，我们的环境毒理学研究条件在很多方面可与国际接轨。2003年，学校分给我们一层楼做实验室，研究设备应有尽有，我们的科研创新能力再也没有实验条件的限制，有了前所未有的发挥空间。研究也从细胞遗传毒理学、生物化学毒理学研究阶段进入环境分子毒理学研究阶段。我们首次进行了二氧化硫对大鼠肺基因组表达影响的组学研究，获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结果，发表在生命科学前沿英文期刊上。

我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对科研的热情不减，也希望年轻人不负大好时光，为我国环境健康与毒理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环境报：从保护公众健康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基础研究、环境健康调查、监测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孟紫强：自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我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以来，我国在环境健康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态势，在基础研究、环境性疾病的防治、环境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有影响的成果，有些研究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研究项目原始创新性不足，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生物监测技术发展较迟缓；大型协作科研计划或项目较少，单打独干的现象较为普遍等。

环境毒理学是环境健康学科的主要基础学科。我一直希望，在环境健康研究中有更多的大型协作研究计划，建立多学科、多部门、多省区联合攻关研究模式，团结和调动全国环境毒理学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以促进原创性的、基础性的、应用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为原则，高速度、高水平开展环境毒理学科学研究。

中国环境报：《“十四五”环境健康工作规划》提到，人才队伍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您长期在教育一线工作，对此是否有相同的感受？

孟紫强：当前，公众对环境健康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环境健康科学人才缺口也很大。但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尚存在一定差距。

目前，我国环境健康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医学院校的环境卫生专业和非医学类大学的环境类专业进行。不过，医学院校比较重视医疗专业教育，环境卫生专业培养人数有限；而非医学类大学中只有少数学校的环境类专业开展环境健康人才培养，而且地方大学对环境类学科设置专业的数量有一定名额限制，所以环境健康人才培养受到影响。

近年来，虽然开设环境毒理学课程的学校越来越多，但大多数学校的环境类专业仍然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且多为选修课，只有少数学生参加学习，学时也少，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环境健康人才培养不容乐观。

另外，就业问题也需要重视，哪些岗位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应该有一个全面布局，任务到岗。有时候，我感觉在舆论上似乎环境健康呼声很高，但在实际人才安排上又表现得很冷。社会需要是人才培养的动力，如果环境健康人才在基层得不到合理安排和使用，势必会影响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因此，环境健康人才培养需要全社会的发力。

中国环境报：普通公众可能会觉得，环境毒物研究很“高大上”，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点儿远。您认同吗？

孟紫强：环境毒物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例如，空气中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水中含有的致突变、致癌变、致畸变有机物、重金属、藻毒素，粮食、蔬菜和水果中残留的农药等。人工加工生产的食品中，不法商人过量加入的食品添加剂，也属于环境毒物。此外，有些治疗疾病的药物也是毒物，“以毒攻毒”“是药三分毒”是大家公认的医药常识，这些药物（如抗生素等）进入环境就成了环境毒物。

中国环境报：环境毒理学研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孟紫强：很多科研成果会推动环境健康政策的出台，并唤起人们对环境污染危害健康的重视，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比如2003年，我们课题组主持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沙尘天气（包括沙尘暴）及其细颗粒物的理化特性与对健康的影响”。当时，电视新闻在报道沙尘暴时总要加一句：“沙尘暴可能对健康有不利影响。”

为了获得沙尘暴对健康影响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课题组赴沙尘暴多发区进行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同时配合实验室毒理学研究，发现沙尘天气（包括沙尘暴）及其细颗粒物（PM2.5）可以引起暴露人群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等多种疾病的发生。研究还发现，长期生活在沙尘暴多发区的农民中发生非典型性尘肺（我们定名其为“沙漠尘肺”）的病例明显增加。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发表在《中国环境科学》等国内刊物上，还被多家报刊、电视台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尽早告诉公众，沙尘天气对健康确实是有危害的，必须加以重视和预防。

2005年之后，电视新闻在报道沙尘暴时，说法就变为：“沙尘暴对健康有危害，大家要加强对沙尘暴危害健康的预防。”

此外，我们的这项研究也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国家卫健委还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专家会议，进行专门探讨。

中国环境报：提升居民环境健康素养被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行动目标。作为学界专家，您认为，专家们可以为居民环境健康素养的提升做些什么？

孟紫强：近年来，我国居民环境健康素养有了很大提高，但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这方面，环境健康工作者主要应该做好科普宣传工作。

我曾主编科普读物《生活方式与健康——常见有害因素的防护知识问答》，受到读者的喜爱，首印两万册。后来，某地提出，要把这本书作为提高居民素质的教材，出版社为其又加印了两万册。

孟紫强主编.生活方式与健康——常见有害因素的防护知识问答.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

然而，有些朋友却对我说，撰写科普书籍不能彰显一名大学教授的水平，对于年轻作者的职称提升也没有用处，劝说我以后不要再写科普书了。

对此，我并不这样认为。环境健康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坐而论道是不行的。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为了公众健康。只有把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政府决策、环境管理或提升公众认知，才能使其价值最大化。我们应当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到公众的心坎里，而不是只追求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所以，我特别重视科研成果的大众化和媒体宣传，重视科研成果向环境健康管理和决策方面的转化，并把环境健康科普工作和撰写科普读物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科普工作也是有成本且需要资源支撑的，只有管理部门和专家学者一起努力，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原标题：对话 | 山西大学环境医学与毒理学研究所所长孟紫强教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公众心坎里）

来源：中国环境

作者：中环报记者陈妍凌